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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2019)10號文后,PPP何去何從?

來源:華股財經 編輯:華股編輯 時間:2019年03月12日 17:46:55

原標題:財金(2019)10號文后,PPP何去何從?

寫在前面

2019年3月8日,財政部印發財金10號文《財政部關于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規范發展的實施意見》,一石激起千層浪。

事實上,由于業界對于PPP項目形成中長期財政支出事項可能被直接歸屬于地方政府隱形債務的擔心,過去數月間,“PPP要涼”之聲不絕于耳。

終于,財政部終于下發了這份10號文——文件旨在規范PPP發展,同時明確在“有效防控隱性債務風險”這個大前提下。PPP應當發揮其應有作用,補短板、促發展。

所以這個前提也是給所有的PPPer們定了心:

規范的PPP項目的中長期財政支出,不會形成政府隱形債務。

4月杭州將舉辦關于舉辦基于案例的PPP項目執行階段實施風險防控、績效考核及退庫PPP項目再啟動和遺留 問題處置培訓

本文綱要

第一部分 財金10號文關鍵影響

第二部分 PPP的過往與監管趨勢

一、PPP歷程:歷史、現狀和萌芽

二、PPP初心遇阻:控債和投資

三、PPP癥結:GDP決定總規模

四、PPP定義方向:廣義和狹義

五、PPP機遇:帕累托的行業選擇

六、PPP融資中的政府和金融機構

七、PPP主體:運營、投融、協調

八、PPP監管:趨勢和審核要點

第一部分 財金10號文重點解讀

本財金10號文的關鍵,就是通過又一次明確了PPP項目要求的正負面清單,明確規范的PPP相關中長期支出不會形成隱性債務;同時明確,政府付費模式在合規即滿足審慎性要求的前提下依然可行。

  • 對于已提出過、僅是重申的負面清單要求,本文件依然是要求先整改,實在不行就退庫。
  • 完全新增的要求主要是重新之前一些不規范做法,或明確了有爭議的問題,并且新老劃斷,主要對新項目作要求。

同時,針對已經形成了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并且不能整改的項目,財政部也表明了其堅決態度:退庫,問責

(一)正面清單:規范的PPP的要求

1、基本條件

  • 期限10年+,通過兩評,責任風險分配、付費機制、項目資本金、簽約主體及入庫要求合規。

2、政府付費項目附加審慎要求(新上項目)

  • 財政支出責任占比超5%的不得新上政府付費項目(污水、垃圾處理項目除外);
  • 不得采用單一來源采購方式選擇社會資本方;
  • 嚴控成本,加強跟蹤審計。
  • 為避免監管,規定通過打捆包裝形式,將本來是政府付費偽裝成所謂使用者付費的,同樣不得入庫。判斷方式依據為項目關聯性和使用者付費比例(<10%)。

3、強化財政支出責任監管

  • 每年PPP項目財政支出上限就是【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0%】,不包含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等其他項目。
  • 新增7%的警戒線。

(二)負面清單:違者限期整改/退庫

負面清單多為此前文件已經要求過的內容。

但是對于部分細節有所調整,或對此前未明確部分有所明確。

1、政府方或政府方出資代表不合規情形

  • 存在政府方或政府方出資代表向社會資本回購投資本金、承諾固定回報或保障最低收益的。
  • 通過簽訂陰陽合同,或由政府方或政府方出資代表為項目融資提供各種形式的擔保、還款承諾等方式,由政府實際兜底項目投資建設運營風險的。

注:1的情形直接問責+退庫

2、社會資本方相關不合規情形

  • 本級政府所屬的融資平臺作為社會資本參與本級PPP項目的。
  • 本級政府所屬的融資平臺參股并能對其經營構成實質影響的國企為社會資本參與本級PPP項目的。
  • 社會資本方實際只承擔項目建設、不承擔項目運營責任。
  • 政府支出事項與項目產出績效脫鉤的。

3、PPP項目程序不合規情形

  • 未經法定程序選擇社會資本方的。
  • 未按規定通兩評。
  • 規避財政承受能力10%紅線。

4、項目資本金不合規情形

  • 以債務性資金充當項目資本金。
  • 項目資本金虛假出資或出資不實的。

5、信披不合規情形

  • 未按規定及時充分披露項目信息。
  • 披露虛假項目信息。

注:2-5的情形應在限期內整改。無法整改或逾期整改不到位則退庫。如涉及增加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問責。

第二部分 PPP的過往與監管趨勢

一、PPP歷程:歷史、現狀和萌芽

談到中國PPP發展史,不必說十九世紀獲取軍工、糧草、藥材軍供特許經營權的胡雪巖,也不說十四世紀承攬南京城墻修建,運維BT延長版的沈萬三;實際更早的PPP案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百多年,承攬鹽鐵特許經營的司馬相如老丈人卓氏家族,以及大致同期西漢銅礦鑄幣特許經營的鄧通。

不過如今的中國,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國家,在行政管理、財稅體制方面,與西方國家有著千差萬別。如果用直接套西方PPP理論,來指導中國當前的PPP實踐,恐怕不免會南橘北枳。

(一)PPP試點階段發展狀況(1984-2014年)

1984-2014年的30年間,在改革開放、引進外資、拉動投資等多方面政策機制的作用下,中國開始了以BOT形式為主的PPP試點。

這一時期,實施了很多至今仍廣為學習和研討的PPP項目案例,積累了較為豐富的BOT項目發起、合作、運營和管理經驗。如北京第十水廠、北京地鐵四號線、大場水廠BOT項目、大連路隧道項目、長沙望城電廠項目、成都第六水廠項目、廣東電白高速公路項目、廣深高速公路、廣西來賓B電廠項目、深圳沙角B電廠、武漢軍山長江大橋項目等。

這一時期的PPP項目特征主要表現為:

1.合作形式以BOT模式為主;

2.項目領域以交通、能源、水務和垃圾處理項目為主;

3.除政策因素外,項目自身盈利能力是考量重點。

根據明樹數據,2014年以前的PPP項目總體體量很小,總投資額不超過1萬億。平均到年度來看,其對于宏觀經濟發展的意義,更多地是體現在理論層面上的。

圄于當時的現代企業制度、產權保護制度等多方面的法律體系、經濟運行、調控手段、政策理念,PPP成長環境并不理想,這也是中國PPP試點階段未能蓬勃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PPP推廣階段發展狀況(2014-2018年)

截至2017年末,PPP項目累計入庫規模(92號文之前口徑)達到了歷史最高的17.74萬億元,PPP項目成交規模保持增長態勢。截至2017年累計成交9.13萬億元,其中2017年當年成交4.73萬億元(參見PPP入庫和成交規模圖)。

PPP入庫和成交規模圖(92號文之前口徑)

數據來源:明樹數據。單位:萬億元。

因未能查詢到2014年前的各年PPP項目年成交額,所以2014年PPP項目成交數據,實際為2014年以前的累計成交額。

由于技術、融資、政策等多方面原因,PPP一直未能占據主流地位,令參與各方大失所望。從2008年開始算起,地方政府持續大舉籌集外部資金供給公共服務產品的十年間,PPP模式的規模占比幾乎小于所有常見的籌資模式,可以說尚未占有一席之地。

截至2018年1月末,已落地項目中已開工建設并實際發生支出的項目共1219個,涉及投資額1.7萬億元(財政部PPP中心)。考慮到分期建設及可融性因素,估計實際支出額可能不足萬億元。

(三)PPP呈現薄發特征

歷經大力清庫以及識別階段項目調出項目庫后,2018年上半年的PPP規模,依照PPP項目行業領域和回報機制進行劃分的比重分布,基本上沒有變化。這反映出監管層清庫的主要目標還是合規性。

經過近五年PPP推廣階段的技術磨合與政策完善,尤其是經歷2017年以來的強監管系列政策之后,越來越多的PPP參與方開始表現出對市場現狀和政策體系的適應性。盡管到位投資額依舊較少,但落地項目比率呈現穩步增加趨勢,PPP市場開始呈現薄發態勢。

二、PPP初心遇阻:控債和投資

(一)監管部門:控債投資進退維谷

基于PPP的風險配置和開源節流意義,監管部門的初衷是化解或至少是隔離債務,同時保持投資增勢不減。但是,目前按照使用者付費、政府付費、可行性缺口補助的分類管理測算方式,在技術上不利于上述目標的實現。

PPP的回報機制三類劃分法與原有19號文[1]的政府債務三類劃分法,無法在技術上形成一一對應。具體來說,除了占比極少的使用者付費項目能夠與部分“有收益的公益性項目”形成對應關系之外,政府付費和可行性缺口補助類項目中,均存在著既有一部分“有收益的公益性項目”,又有一部分“無收益的公益性項目”的情況。

另外,由于在現實中建設成本與運營維護費的測算邊界并不是很清晰,測算預估值也很難精準,導致對項目建設成本投資的財政凈支出責任的測算比較模糊,可行性缺口補助項目中“有無收益”的比例也難以精確計算。

寄予在PPP之上的開源節流期望,由于缺少有效的技術工具以進行度量和測算,再加上現實中相當部分PPP項目的支出責任相對剛性,多種因素在客觀上共同助長了消費性項目內容的大行其道——于是開源不成,反而打開了支出責任的口子。

無奈之下,監管部門只好采取了“支出責任不得超出財承10%紅線”的類配額約束下策,無意中顯露了PPP模式發展與監管的艱難。

(二)項目主體:程序繁冗、水土不服

PPP項目審批漫長,是令參與各方頗為頭痛的問題之一。

按照2017年初業內一般觀點,較為順利的PPP項目,大約可在10-12個月內完成審批。然而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內,項目時機、監管政策、政府決策、財力狀況、銀根松緊,甚至項目主體決策人本人,往往都會發生變化。審批周期較長,客觀上也造成PPP項目本身應對地方經濟發展所需的應急性能不佳。

同時,PPP項目行業分布的細類大多較高大上,這些陽春白雪的頂級武功到了民間,卻經常遭遇水土不服,坊間笑談為“武功再高,不如菜刀”——比如高速公路、興修水利、環境園林等等,與市縣級地方政府所需的城鎮化建設需求之間的匹配度存在差異。這也已成為PPP項目發展規模受限的主要原因。

(三)愛好者們:文件規范理解困難

PPP開啟了有史以來政府與民間的最大規模合作,累計進單入庫項目投資額已超2017年GDP的1/5,除了地方政府、金融機構和社會資本,還吸引了最廣泛的愛好者群體,共同參與猜測政策法規文件句義。

然而,由于對現有公司法、合同法、預算法、采購法、特許經營辦法的理解困難,尤其是在尚不深刻理解部委分工的情況下,擺在愛好者們面前的大約一百來個PPP文件,成為了語言鴻溝。

什么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它能否擔任社會資本方?保底量承諾算不算地方政府兜底承諾?如何限制社會資本方股份轉讓?投資人借款入股算不算債務性資本金?怎樣判斷入股資金是不是借的?什么是將項目運營責任返包給第三方承擔?——糾結著愛好者們的困擾太多了,于是這些愛好者們得出了PPP發展的瓶頸所在:文件太多。

如此,盡管發改、財政、資源、銀保監等部委的專業力量已數十倍于民間,且分工目標各不相同,但愛好者們為了便于辨別真偽PPP,仍然熱衷于提出各種合理化建議。

同時,PPP立法成了愛好者們眾望所歸的神燈,“這樣裝訂在一起看著多方便”——每次PPP條例列入立法計劃,都帶來歡呼一片。可目前的情形是,除了對PPP的譯文沒有異議之外,包括年限規模、內容范圍、運營與否、債務判斷、權益比例、部門分工等在內的,幾乎所有的環節都成為了PPP理論界的爭論戰場。

顯而易見的是,為了便于理解而出臺法律,其間的過程中,無論是擱置抑或壓制爭議,都會帶來對經濟發展、債務管控甚至社會公平的不健康影響。

三、PPP癥結:GDP決定總規模

(一)回報財承成為兩難抉擇——方案難產

由于很多PPP項目并不具備啟動條件,在合作年限、熨平支出、壓縮財承、風險配置、回報可行、融資可行、合規審核、滿足本地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等多方面要求下,若要設計一個可行的PPP項目實施方案,其技術難度已達到了相當復雜的程度。事實上,日常接觸的PPP項目,能夠滿足上述全部要求的實施方案少之又少。

專注于風險分配機制、移交安排機制的方案設計,則更像是一整套針對防范外星人來襲的戰略方案:敵人是誰?敵人在哪?敵人用什么武器、在什么時間攻擊我們?——相關技戰術可能更需要求助于《三體》——PPP項目所需的建設制造技術、運維管理水平、資金籌集能力、溝通協調能力等多方面的不成熟,只能帶來弱不禁風的風險控制能力。

(二)經濟環境制約盈利能力——發展瓶頸

PPP是將原由政府承擔的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部分職能,以市場化方式,交由在風控或管理方面更適宜的社會資本提供,其實質是社會分工的進一步合理化。

但是,這種分工合理化的核心困難,通常是因項目規模龐大而導致合作細節繁雜;更可怕的是,即使如此,仍難以應對在漫長合作周期中的海量風險。

能夠消弭這種風險的力量,來源于PPP項目的利潤實現能力,包括風險在內的成本控制能力。因此,除了完善的法治環境、健康的審批制度等客觀要求外,還需要一個具有足夠管理能力、技術水平、資金實力的社會資本方。遺憾的是,這遠不是喝幾杯PPP培訓課上的白開水所能實現的。

PPP模式確有提質增效、拉動投資的功能,但PPP模式并沒有顯著的扭虧為盈效果。原本微利或虧損的旅游、文體、養老、農業、教育產業,并不會因為使用PPP模式就變為高利潤行業。在轉而求助政府付費補助的方向上受到了財承紅線的壓制后,如何抑制10-30年的項目運營期風險,就必然成為了投資方的最大痛點。

比起2014年之后的PPP推廣階段,2014年之前30年試點階段的PPP項目,總體上顯得更成功些。相對合理的解釋是,社會資本方的綜合能力,和具備綜合能力社會資本方的數量,主要依賴于社會生產力總體水平——GDP的水平。

(三)GDP決定PPP項目規模——癥結所在

截至2016年,中國GDP約占全球1/6;截至2017年末,PPP項目累計入庫規模(92號文之前口徑)達到了歷史最高的17.74萬億元。粗略計算的每單位GDP所支持的PPP入庫項目規模,中國是世界上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其他國家的20倍。

雖然這種類比不盡科學,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凸顯問題:難道是我國的經濟水平、法治環境、技術水平、資本實力,或者金融市場成熟程度,都遠比西方發達國家更加適合于以PPP的形式來操作么?

或許可以說,至少在基建熱情方面,是這樣的。

在使用者付費PPP項目被挖掘殆盡后,在剩余占比90%或純或不純的政府付費PPP項目中,顯然大量存在不符客觀實施條件的情形——從發展進程所達到的技術水平和資金規模的角度來看,必須以PPP模式來加以實施才能實現“物有所值”的市政和交運項目規模,遠沒有那么大。遑論其他微利或無利行業。

時至今日,中國PPP人必須摸索自己特有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PPP理論,尋求19號文控債思路所指向的“有收益的公益性項目”,重新回歸PPP模式的發展初衷——投資與控債,而不是爭奪擠壓財承空間。

本文將在下文系統研討PPP的廣狹定義及其發展方向,并集中研究PPP行業發展的適宜行業機會。

四、PPP定義之方向:廣義和狹義

(一)國家層面的PPP廣義定義和功能

1.國家層面的PPP廣義定義

國辦發42號文[2]是目前公認的國家層面PPP政策文件,按照該文件對于PPP的定義,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是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的重大創新,即政府采取競爭性方式擇優選擇具有投資、運營管理能力的社會資本,雙方按照平等協商原則訂立合同,明確責權利關系,由社會資本提供公共服務,政府依據公共服務績效評價結果向社會資本支付相應對價,保證社會資本獲得合理收益。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提升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和效率,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

42號文對于PPP定義的規范比較寬泛,概括起來要點有三:

  • 政府采取競爭性方式擇優選擇;
  • 由具投資、運營管理能力的社會資本提供公共服務;
  • 政府依績效向社會資本支付對價。

42號文給出的PPP定義,可以看做是PPP的廣義定義。按照42號文定義標準,包括ABO[3]等現行的很多政府籌資方式都可以納入PPP的領域范圍。

這一定義標準對于發揮PPP模式提質增效、拉動投資功能具有重大意義。在防控債務方面,42號文堅持了43號文[4]的“政企分開”思路,要求禁止保底承諾。

2.國家層面的PPP功能定位

國辦發42號文對于PPP功能的表述可以歸納為:提質增效、投資增長、防控債務等重要意義。

(1)提質增效意義:“優化配置,政企職責分開,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作為社會資本的境內外企業、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承擔公共服務涉及的設計、建設、投資、融資、運營和維護等責任,政府作為監督和合作者,減少直接參與微觀事務,加強發展戰略制定、社會管理、市場監管、績效考核等職責,有助于解決政府職能錯位、越位和缺位的問題,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2)保持投資增長:“激活經濟,盤活投資渠道,增強經濟增長的動力”。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可以有效打破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的各種不合理限制,鼓勵國有控股企業、民營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等各類型企業積極參與提供公共服務,給予中小企業更多參與機會,大幅拓展社會資本特別是民營資本的發展空間,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和發展潛力,有利于盤活社會存量資本,形成多元化、可持續的公共服務資金投入渠道,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強經濟增長動力。

(3)防控政府債務:“完善財政,彌補財政不足,化解政府性債務風險”。

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下,政府以運營補貼等作為社會資本提供公共服務的對價,以績效評價結果作為對價支付依據,并納入預算管理、財政中期規劃和政府財務報告,能夠在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公平地分擔公共資金投入,符合代際公平原則,有效彌補當期財政投入不足,有利于減輕當期財政支出壓力,平滑年度間財政支出波動,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債務風險。

3.PPP廣義定義的若干辨析

(1)PPP“社會資本”定義

國辦發42號文所述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中的“社會資本”,是指“國有控股企業、民營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等各類型企業”,并不限于私營企業。

(2)多處鼓勵PPP項目融資

42號文多處強調鼓勵PPP項目融資,鼓勵將融資平臺公司存量公共服務項目轉型為PPP項目;42號文并未禁止融資平臺,亦未禁止平臺融資。

與43號文的宗旨一樣,42號文重申的是“嚴禁融資平臺公司通過(政府)保底承諾等方式進行變相融資”。PPP模式與融資平臺是不同角度的概念,完全割裂開來的理解是片面的。

(二)部委層面的PPP分工、定義

1.部委層面的PPP分工

國辦發42號文對于PPP職能分工的表述是:

(二十三)加強組織領導。國務院各有關部門要按照職能分工,負責 相關領域具體工作,加強對地方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和監督。
財政部要會同有關部門,加強政策溝通協調和信息交流,完善體制機制。
教育、科技、民政、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國土資源、環境保護、住房城鄉建設、交通運輸、水利、農業、商務、文化、衛生計生等行業主管部門,要結合本行業特點,積極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提供公共服務,探索完善相關監管制度體系。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結合已有規劃和各地實際,出臺具體政策措施并抓好落實;可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建立工作協調機制,推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落地實施。

其中,所謂“相關領域”在42號文中的表述依次是

(七)明確項目實施的管理框架。
(八)健全財政管理制度。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統籌控制財政支出責任。
(九)建立多層次監督管理體系。行業主管部門應制定不同領域的行業技術標準規范機制。
(十)完善公共服務價格調整機制。
(十一)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推進相關立法。

這里應當注意的是,除42號文以外,并沒有對PPP的國家層面定義;42號文既沒有全權授權任何部委PPP管理職能,也并未賦予任何部委新的管理職能。部委文件做出的PPP相關規定,其效力限于該部委原本所承擔的職能分工范圍內。

用理論界觀點舉例來說,發改部門在PPP項目立項審批中,主要負責新建項目審批,并不負責改建項目審批。例如某些TOT項目,未必須經發改部門審批。財政部門在PPP管理中,主要負責有財政支出責任的PPP項目管理;各行業主管部門主要負責制定本行業PPP的技術標準規范機制。

但是,據此認為“部委文件不屬于法律范疇,故效力較弱”的觀點,是片面的。部委文件對于PPP主角之一的地方政府,具有強有力的約束力,整體作用不容小覷。

2.部委層面的狹義定義和意義

部委PPP文件的效力,局限于該部委的分管工作范圍內,因此,本文將部委文件所規范的PPP定義,稱為PPP的狹義定義。

(1)發改委的PPP定義和意義

一般認為,發改委近年來關于PPP的最早論述見于發改投資[2014]2724號文[5]: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是指政府為增強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能力、提高供給效率,通過特許經營、購買服務、股權合作等方式,與社會資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風險分擔及長期合作關系。
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有利于創新投融資機制,拓寬社會資本投資渠道,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有利于推動各類資本相互融合、優勢互補,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有利于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2)財政部的PPP定義和意義

一般認為,財政部近年來關于PPP的最早論述見于財金[2014]76號文[6]: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是在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領域建立的一種長期合作關系。
通常模式是由社會資本承擔設計、建設、運營、維護基礎設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過“使用者付費”及必要的“政府付費”獲得合理投資回報;政府部門負責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價格和質量監管,以保證公共利益最大化。
當前,我國正在實施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城鎮化是現代化的要求,也是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的重要抓手。
立足國內實踐,借鑒國際成功經驗,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是國家確定的重大經濟改革任務,對于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構建現代財政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3)理解部委的狹義PPP定義差異

從定義開始,各部委的PPP概念、范圍和意義等諸多因素,幾乎從未完全相同過,成為了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PPP參與方的最大困惑。

準確掌握部委PPP文件中的差異,切入點在于先要理解部委分工。由于各部委分管領域不同,有銜接無重復,因此各部委PPP文件之間也不可能存在矛盾之處。

部委PPP文件中常有提及分管領域之外的工作,應該理解只是出于表述的方便,也可以看做是并無效力。相關規定要求,以分管該項工作的部委文件為準。

(三)發展中的廣義PPP籌資方式

伴隨著多層面PPP定義的,是沿著廣義PPP定義而廣泛開展的多種政府籌資方式。

1.使用者付費PPP項目

使用者付費類型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項目,是最普遍的不涉及財政支出責任的廣義PPP項目類型。

比如遍地開花的地下商業街,廣泛采取了人防工程改造的BOT模式,也有與地鐵聯合建設的地下商業街,都不涉及財政的支出責任。

2.TOT類型的PPP項目

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通常是指將項目一定期限產權或經營權,有償轉讓給投資人,由其進行運營管理,并依約在期滿時移交資產的方式。

從本質上講,TOT是國有資本運營的方式之一。與使用者付費項目相類似的,不需要政府付費的TOT項目,也不涉及財政的支出責任。

3.政府采購中的運營合作

在一般情況下,政府采購行為并不被視為政府與社會資本的合作。但是政府向融資平臺公司或向成功轉型的公益建設國企的采購或者意向采購,實質上是政府籌資中有運營內容的合作。

4.購買服務的ABO類型

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是ABO項目中的必然內容,所以ABO項目必然屬于廣義PPP范疇。

其中,ABO項目交付內容為服務的,屬于政府購買服務,是一種政府購買服務類型的特殊PPP項目。

注:北京市政府大規模采用的授權(Authorize)—建設(Build)—運營(Operate)的ABO模式,是由市政府授權京投公司履行北京市軌道交通業主職責,京投公司按照授權負責整合各類市場主體資源,提供北京市軌道交通項目的投資、建設、運營等整體服務。政府履行規則制定、績效考核等職責,同時支付京投公司授權經營服務費,以滿足其提供全產業鏈服務的資金需求。

有關廣義PPP的相關類型,還包括托管開發區和招商引資、搬遷貸款等多種模式。

廣義PPP項目的蓬勃發展,與狹義PPP項目一同帶來了政府籌資領域的春天,推動實現了提質增效、投資增長、防控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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